很多事情,只有留在你身旁时才做得到” 作家龙应台与母亲美君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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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屏东,小镇潮州街头,龙应台用轮椅推着母亲美君外出散步。(王建栋/图)

 

(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26日《南方周末》)

“上一代人心里之所以有一个不可打开的黑盒子,其实不是因为不肯,是不敢。太痛的时候不敢打开。”

2018年7月24日凌晨五点,海拔3090米的台南大武山晨曦微露,彩霞满天,几乎彻夜未眠的作家龙应台,信步走到阳台。举目远眺,太阳正从太平洋那一边慢慢升起。

客厅里,肥猫还在酣睡,待会儿,来自印尼的看护雾米,就要推着轮椅,安顿好美君,到写作室来了,龙应台帮她泡好了一壶龙井。

大山西部,屏东平原深处的小镇潮州,平静安谧。乡居岁月已经持续一年,除了写作、演讲,偶尔造访的友人,常伴她左右的只有一只猫、失语失智18年的母亲美君,和雾米。

花园里的软枝黄蝉长得太茂盛,需要整理枝条。紫蓝色的蝶豆在连续的大雨浇灌下东歪西倒,需要扶正。2018年3月,马英九来探望时,她让不识草木的他种下一株含笑,现在枝桠里缀满了花苞欲放。

两个月前,镇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,古惑仔寻仇错杀了一个无辜的青年,听说青年的家庭很困难,她打算去看看能帮上什么忙。

火龙果农来电告知,当周是火龙果采收的最后期程,问她要不要去摘。她想采几箱柠檬寄到台北,给两个生病的朋友。

她手边正在读的书,有关于植物的英文书、儿童哲学以及德文的推理小说……

不到48小时前,她还置身于繁华喧嚣的全球化都市。

2018年7月22日下午两点半,3000人涌入了香港湾仔会展中心演讲厅,聆听一场演讲——那些关于母亲,并连接三代人的家族故事,来源于她的新书《天长地久——给美君的信》。主会场只能容纳2000人,而报名的人太多,主办方只好另开两个分会场,视频直播。很多人是拖着行李箱进场的,85%的读者来自内地。

《天长地久》大陆版日前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,2018年7月23日开始全网预售。2018年7月24日,龙应台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书面访问。

龙应台与母亲美君在屏东潮州市场。(受访者供图/图)

“父亲的那一代人 是怎么一回事?”

《天长地久》的源头在哪里?龙应台寻找了十年。

在给美君的第一封信(《女朋友》)里,她即做了交代,两个字:“后悔”。

80岁的龙父爱开车带着妻子美君四处游山玩水,却不断出车祸。一次事故中,美君的手臂被撞断,女儿龙应台喝令他交出钥匙和驾照,父亲完全没有抵抗,从那以后便极少外出。很快,父亲就“直线下坠,疾速衰老,奔向死亡”。

2004年,85岁的龙槐生去世。2008年出版的《目送》一书中记叙了这场父女告别:在蒙蒙细雨中,龙应台看着父亲的棺木缓缓进入焚化炉。“那一刻,你会发现你并不了解他,他会寂寞吗?有什么是他没有告诉过你的?父亲的那一代人是怎么一回事?”

她开始关注父辈的个人史和家族史。2003年卸任台北市“文化局长”之后,龙应台赴香港大学任教,从而有了较为充足的时间陪伴两个儿子(安德烈和飞力普),并开始收集历史资料,进行口述采访和田野调查。

在2009年出版的一部书中,龙应台第一次披露了家族史的片断——从美君和槐生相识相爱,美君从浙江淳安远嫁湖南衡阳结婚生子;到战乱年代中的宪兵连长槐生携家颠沛流离,一路南迁,历经离散最终重聚的坎坷遭遇。

书中有一幅美君的老家——淳安古城的手绘地图。老县城在1950年代已沉入千岛湖底。龙应台找寻故人,搜索地方志记载,雇人潜水勘察,使其历史风貌得以在图纸上复原。这本书的写作,同时埋下了她探寻父辈历史记忆的种子。

2012年,受马英九邀请,龙应台由港赴台担任首任“文化部长”,繁忙的政务活动将她淹没。可曾经埋下的种子,并未停止发芽。

夺去父亲车钥匙的第二年,母亲美君开始逐渐失去记忆,一直受失智症折磨,反应迟钝,口不能言,需要特殊看护。失智症又称痴呆症,是一种因脑部伤害或疾病所导致的渐进性认知功能退化性表现,多发病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,到2050年,失智症患者人数可能达到一亿人以上。

当2014年底,龙应台再度请辞,回到书斋,如何安顿和讲述美君自然成了头等大事。新的反思也逐渐连接起她、儿子和父母三代人。“后悔”则成为不断浮起的“执念”。

“人走,茶凉,缘灭”

过去的15年里,无论教书、写作还是从政,无论在哪个城市驻留,龙应台始终坚持每两个星期到屏东乡下陪伴美君,不曾中断。两周一次的屏东之行,来去匆匆。美君的日常活动必须借助轮椅,而她早已失语,再无法与女儿交流。龙应台常常只是坐在母亲身边,看着自己手上的书或手机。

“在这个世界上,对你最重要、恩情最深的那个人,正在度过她人生中最后不知还有几天的时光,你到底还在做什么呢?”一次禁语禅修突然让她顿悟,过去两周一次的屏东探母,不过是一个不诚实的假动作。

“我无法让你重生力气走路,无法让你突然开口说话,无法判知当我说‘我很爱你妈妈’时你是否听懂,但是我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,而且只有留在你身旁时才做得到。”

2017年8月,龙应台把书桌搬到了小镇潮州,日夜陪伴在美君身边。每当看护雾米把美君带到写作室,她就让美君坐在书桌旁边的沙发上,在自己的视线之内。忙于写作时,她会给美君戴上耳机,听周璇的老歌和家乡的越剧,因为“声音是一个人最后才会忘记的东西”。

龙应台认为,对父亲的“悔”,来自个体历史记忆的匮乏,缺少清醒的反思。父亲那一代经历过战争的创伤和贫困的折磨,幸存者终其一生将带着不安全感和心灵深处的伤口,对生活小心翼翼。对槐生而言,车不能开了,女儿给钱坐出租车就是“浪费”——“设想一下那代人的处境,就应该知道,即使给他再多的钱,他也不可能愿意让计程车带着你们四处游逛。”

而美君,让她更加百感交集。除了和丈夫一样历经苦难,美君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,承担了更多家庭责任,甚至更容易被忽视。让她后悔的是,美君过去只是一个被视为家庭后盾的“母亲”,而不是“女朋友”。“后盾在我后面,是保护我安全,推动人往前的力量,但是因为我的眼睛长在前面,就注定了永远看不到后面的保护”。

龙应台很早就发现了这些难以言说的悖论:她也是两个儿子的“后盾”,也要被他们蓄势待发的人生选择“看不见了”。于是从15年前起,她决定每年和儿子一对一地旅行两次。在陪侍美君的日子里,“移情”使她看清了这个决定,——她的愧悔,正是因为“人走,茶凉、缘灭,生命从不等候”。

“我老,我美,我能爱”

《天长地久》结构清晰,全书的叙述空间,由给美君的十九封信构成,讲的是家族故事,包括父亲、儿子在内的三代人。三十五篇以年代为标志的图文故事作为时间纵轴,从1919到2018年,跨度70年(应美君,生于1925年;龙槐生,生于1919年),交代了重要的历史事件,以及美君的个人日记——那是历史记忆和个体命运的交叉点。

这是一部向经历了山河破碎、战乱离散等苦难的一代普通女性致敬的作品,其中涉及很多主题:家与国、个人命运与历史浮沉,战争与死亡、爱与背叛、生命与尊严、衰老与陪伴、代际冲突与和解、存在与时间、临终关怀与后事安顿等。围绕着以美君为代表的女性成长史和代际关系,龙应台在叙述之上进行了反思。

书里的每封信都至少涉及了一个主题,包含了不止一个故事。在龙应台以“我”展开的主观叙述视角下,几乎所有的主角都是女性。与她1980年代出版的《美丽的权利》体现出的强烈批判意识和杂论风格不同,在这部非虚构作品里,几乎所有出场的男性,都为讲述女性的故事而存在,叙述平静柔和,性别平等的立场却依然非常鲜明。

比如,书中透露了美君大胆追求美丽的秘密。老年的美君不但爱文眉,还隆鼻,如果不是过早失智,龙应台甚至认为自己的母亲说不定会去做隆胸手术。

第九封信《我爱给你看》则讲了一个私奔的故事。她的法国好友、82岁的玛丽亚,与一位70多岁的同性老图书管理员玫瑰相爱了,两人一起驾帆船游湖,到森林里露营,喝咖啡看展览。“她们用行动告诉这个歧视女人、歧视老人、双重歧视老女人的世界:别告诉我谁有资格爱,我爱给你看,我老,我美,我能爱。”

“拿钥匙打开”

2005年,在龙应台的鼓励下,美君开始以日记的形式回忆往事。《天长地久》里有一则日记《轿夫的妈》,记录了一个因躲避日军突袭而被炸掉半个屁股的老妇人。突袭警报拉响,这个五十多岁的小脚妇人,被挤到了防空洞口,弹片击中了她。儿子是轿夫,家里穷苦,无钱医治,又是夏天,第二天伤口发臭,“邻居同情她,亲人安慰她,可是没有人能代她痛苦”。美君在日记里写道:“在家里臭气冲天,人人都受不了,只好外面架一草房,给她住了七八天,才死。”

日记的最后一篇,写的是1942年,十七岁的美君从淳安押了一整船的毛猪和柴火到杭州,却发现从江北来卖毛猪柴火的船很多,于是贱卖了自己的货。

美君在杭州闲逛时看到杭州人在卖葡萄干,一个小包一角钱,她觉得便宜,不等与大哥商量,擅自决定买下了一整船的葡萄干。第二天大哥回来告诉她,一船的葡萄干,十年也卖不出去。

七天后,满载葡萄干的船回到了淳安码头时,美君看见父亲在码头上等她。她以为自己要挨骂了,却看见父亲兴高采烈地前来,说,“大哥来了电报,说你买了一船的葡萄干。淳安城闹流行病,很严重,医生说,不能吃油,要吃葡萄干跟稀饭,所以现在葡萄干已经涨到一小包一块半了,你赶快卸货,全城都知道你买了一船葡萄干,大家都等着呢。”

龙应台认为这个故事几乎是美君个性的写照。大哥曾评价美君“专门做惊天动地的事”。18岁时,美君受邻居委托,独自一人闯进宪兵队,违抗宪兵排长的命令,探望无故被关的乡人,又全身而退。

为了《天长地久》,龙应台出书三十多年来第一次一口气跑六个城市:台北、台南、新加坡、吉隆坡、槟城、香港。很多读者在签书时会塞给她一封信,信里头慷慨地讲述为什么跟着她的书走。学生多半说,《野火》和《亲爱的安德烈》开启了思辨的能力;年轻的母亲说,《孩子你慢慢来》是自己挫折孤独时最重要的鼓励和支撑;中年读者说,《目送》说尽了人到中年、独立苍茫的感受;步入老年的人说,《天长地久》就是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,一直找不到语言来梳理,读到书后突然历历在目。

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也尝试给父母做口述史,却发现老人“不愿意打开自己,因为历史里太多痛苦了”。他向龙应台提问,“你看这是一个问题么?”

“上一代人心里之所以有一个不可打开的黑盒子,不是因为不肯,是不敢。太痛的时候不敢打开。更大的原因是,让他们把心里最深的痛苦,对不了解他的人打开是很尴尬、丢脸,没有意义的事情。如果下一代的人了解这一点,你总会找到一个办法,拿钥匙打开。”龙应台说,“因为是生命书写,所以大河里的每一个浮标,都从《天长地久》里认出了自己。”

来源:南方周末